让规划与人本主义和技术发展同行

大规模的人类社会遭遇冲击(比如这一轮奥密克戎之于上海),不管什么样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只要人类群体的特征能对得上“大规模”这三个字,都会有些许社会撕裂。执行躺平的对策,撕裂的是底层老百姓呼唤的社会公平——如果政府照顾不了弱势群体,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只能是趋近抚摸资源丰富的强势人群;而采用严格封控的方案,撕裂的是与程序冷漠对立的人文关怀——政府主导下的执行力优先,除了坚守规则和忍痛服从,这个时候再考虑特例,似乎就与效率背道而驰。规模太大了,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特殊情况数量都太多,靠市场、靠政府,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不论理想还是骨感的,都在帕金森式的颤抖。

在肉眼所及的未来,我们国家大概率还是大政府的形态。大政府相信规划的力量,就是要当责,管事儿,有计划,抓落实。就像在城市规划中,大政府不能说让城市任意发展,随便卖地买地,得有非常严格的总规、详规和控规;大政府的领导还不能躺平的说:咱们这个城市就这样了。即便是已经处在人口外流的状态,你也得提出来“城市收缩”是我们政府的一项规划,收缩也是我们政府主动作为的结果;如果城市还大有可为的走在扩张的路上,政府的领导就更得大展宏图,矢志不渝的制定大发展的规划、执行规划。这一轮奥密克戎突袭带来的城市管理窘迫,使得所有的城市管理者从思考城市的“硬规划”——已经建成的城市主体、住宅小区、商业设施就在那儿了,已经是城市这个有机体的胳膊、大腿,你还能怎么大规模手术?到重视城市的“软规划”——就在现有的城市空间中如何对人、地、物进行资源的高效组合。但这种软规划,大概率会使人脑的内存会溢出,需要靠机器智能来辅助。

哪些小区组合在一起,用哪些仓储、物流提供封控时期的“疾控规划单元”。这种规划是城市设计师,安全应急学者,流行病专家或者只是京东、盒马该做的事情?这里是在线地图

有一张地图铺在面前,人脑的反应可以被瞬间激发。比如在打算不用那么大规模全城封闭的时候,采用阶段性的两步走或者几步走方案,如果让你做市领导的高参,你会怎么提建议?当你都看到下面这幅地图,一个显见的想法最容易达成共识。在这个尺度下,长期在上海生活的市民可能不需要视觉化的提示,上海的地理特征印记在大脑中已经成为“不知道知道”的知识,但作为外来人,会很容易的想到黄浦江正好可以作为两阶段封控管理的分界线吗?

道路和水系构成的上海纹理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做是北京,你打算如何制定“两步走”的封控方案?即便是我们对着同样比例尺下的一张地图,似乎也不太容易达成共识吧?还得更进一步的放大地图看细节。

北京城内几乎没有什么天然“物理”的阻隔,方形的环路一圈圈聚拢了整个城市的资源

机器智能没有那么多知识诅咒的束缚,可以按照任务进行训练。你希望按照什么样人类知识学习,就借给Ta什么样的学习资料,学习完了以后,这些知识该清零就清零。比如你觉得使用小区和社区的边界进行空间统计和任务规划范围太小,那可以按照人们熟悉的商圈范围来定义边界。极海根据点评上的“消费共识”,借助自然语义以及将自然街区、路网数据的整合,让机器绘制出商圈的界限。可能有的边界看起来不是那么“规矩”,甚至看起来有些别扭,但这就是机器根据老百姓的认知,对商圈进行的界定,这个知识机器不判断对错,Ta只负责在极海工程师的监督下尽可能准确的反映人类的隐性知识。

人类关注的是商圈的名字,而计算机要有可量化的“数字”。极海的商圈地图是首个用机器知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成果
使用路网作为基础素材,对城市进行连续的区域划分,这种划分可以是人为制定的行政边界,也可以是用自然语义实现的老百姓共识

对城市的认知很多都是被动的,生活在其中的百姓可能是在用一生去积累这样的认知,Ta们对城市的喜好好像是自然而然就习惯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极海带领的机器智能是来解决任务的,虽然机器智能利用的大数据总的来说是识别相关性而非因果性,也就说机器乃至机器的老师也很难知晓原因,但整个过程是采用主动的手段来创造性的生成知识。现代的城市规划就是要将这两种知识组合,让人文中的习惯熟悉与技术代表的先进效率同行。

咱们从2022年的魔都跳跃回70年前的帝都。新中国刚建立,那么多事情都需要处理,领导人们大概是顾不上一个城市规划该怎么做,即便是首都。这个时候就得聘请明白人去策划方案,这里面的“明白人”一方是生活在北京城内的人文主义者(毕生都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对古建筑的保护体现了他的人文情怀)梁思成和具有西方现代科学武装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组合,这个组合的核心观点就是:城墙以内的老城保留,在郊区建新城;另一方明白人是苏联老大哥,苏联专家认为莫斯科的经验完全可以作为一份优秀的作业供北京抄袭,这份作业是:拆除老建筑,就在城内兴建政府各部门的办公楼,把首都建成一个大工业城市。

睿智的梁思成邀请从上海而来锐气的陈占祥(时年33岁),出任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二人合作匆匆形成不那么周全的新中国北京规划的“梁陈方案”
与苏联专家妥协妥协后的梁陈方案,希望最大限度的保留北京的历史文化建筑和景观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毛主席还不用听苏联专家意见,就已经做出了“总规”。毛主席提出,“从天安门望出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他还和市长彭真建议“政府主要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机关设在新市区”。不止毛主席,可能当时很少有人像梁思成一样想将北京作为一个保存古貌的博物馆留给后人,即便没有苏联专家这样的“明白人”,梁陈方案也不会获得认可。从50年开始后的10年,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型的规划方案用于北京城的有序建设和改造,总的北京建设脉络就是各个政府机关抢占Ta们相中好地方的抢地运动。梁陈方案本来计划将复兴门到公主坟一带集中用于政府机关大楼的位置,但很快就被军委和各个部队大院“占领”了,而很多部委政府机关本来就心安理得的想在老城内安营扎寨。

50年代初的复兴门外大街,一眼望见西山,路两边稀疏的平房
50年代末已经复兴门外大街已经形成军委的小城
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在北京旧城内的分布图

回顾这段历史,作为现代北京人,很多都会唏嘘,当年如果能保留城墙,保留牌坊,保留各个王府的假山池塘,该有多好,北京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的历史和现代跨时空叠加的都城。但其实梁陈方案按照功能区对北京进行分隔,也算是北京版的巴西利亚,按照更现代的规划观点,这是很不人本的规划方案,将大大的损伤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城市活力。综合社会科学、经济学、科技、生态是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挑战,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多,除了考虑现状、历史,还要考虑经济、人文。到了后新冠时代,现在是不是还要在总规中加上应急的角度?

我的观点:需要考虑的因素没有穷尽的可能,也不会有完美兼顾各种因素的终极规划方案。我能想到的现实择优改进是通过技术手段,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对城市的规划中来,不仅是像梁思成、陈占祥这样的大专家,就是一个城市普通的坐地铁上下班的白领,一个雄心勃勃想拓展到全城的连锁品牌老板,乃至一个每日迎着朝阳告别晚霞在街头摆摊的小贩,Ta们能有机会看看用数据表达的这个城市的样子,通过简单的工具抒发一下对城市规划的观点,为这个城市增加一点发展观的多样性。

有限度又大批量的释放城市的数据,看似矛盾,但可以很精巧的实现

极海运气挺好,做了一些实践。上海规划馆,作为国家级规划展示馆经过2年的改造已经重新对外开放,其中数字展览用到的部分数据由极海处理发布,数字策展的大方向就是将专业的地理空间数据处理成适合大众阅读和体验的公众信息和地图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了如何兼顾专业的技术与大众的需求,如何让数据能用故事的形式引发大众的思考。极海在其中充当了数据中台的作用,但这个中台是单向的,即数据流只是从专业的内部服务器中经过处理向外发布。如果理想的话,公众的观点不仅是在参展期间,也随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反向流动到内部就更好了。过去,我们认为大众观点与专家相比,太不值得一听一看,但这次上海的防控,我们看到了太多民间的智慧值得参考——即便大量的观念互相矛盾、冲突不断。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多的信息引发观点对撞成火花、创新的平台。

极海用历史数据制作文化风貌地图,在上海规划馆中的小个小数字展台,引发市民对城市历史和当年规划的好奇
如果公众可以通过技术平台自己创作数据地图,讲述Ta们的观点,即便就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简单的赋予不同的颜色,也许会发酵出蝴蝶效应

极海云平台所设计的地理大数据组织框架,已经在技术上做好了准备,如何将数据传输给公众使用,并能将公众对城市的观点传递给下一棒,继续启发接力者的创意。这套技术已经在中国城市规划院的项目中得到了实践,并在极海的公有云平台中每日都在产生激荡观点的价值。更令我开心的是,极海这种对数据的开放性社会化、公众参与数据创新的理念早已在一本“老书”中得到了加持,“可穿戴设备之父”阿莱克斯·彭特兰在2014年的《社会物理学》中就有精彩的阐述,并且大力的号召通过开放数据促使“想法流”推动创新。

彭特兰是个生活在未来的学者,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全球大数据研究界的知名权威,他在这本书中着重讲说思想和信息的流动,这个被彭特兰称为的“想法流”,将成为人类社会与认知进步的最重要推动力。他在书中举了非常多的实例,其中一个是:越是富裕的城市,居民前往距离较远的地方进行消费的频率就越高,也比较乐意去陌生的消费场所尝新,这也是一种能够激发灵感和创 意的“探索”行为。根据彭特兰的理论,这种消费上的探索行为,会让消费者冲破自己日常的社交网络,与陌生人频繁产生高效率的面对面交流,保证每个人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最终提升了整个城市想法流的速度,并最终转化为经济和文化上的繁荣。

彭特兰呼吁,在互联网上应该建立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数据公地”,也就是类似线下的数据资料公共图书馆,每个人都可以免费浏览分享数据。这样就可以激发更多人加入想法流,促进创意的诞生。如果大企业从利益的考量没法去主动建立这样的数据公地,政府就应该责无旁贷的冲上前来。我认为在东数西算的大建设中,一定要有部分算力和存储就是用于建立这样的数据公地,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提供数据服务,从而促进涌动跨种族、跨国家的想法流。

彭特兰在2014年出版的“旧书”《社会物理学》(湛庐文化在2015年引进翻译书名为《智慧社会》),有意思的是台湾大塊文化将其书名翻译为《数位面包屑里的各种好主意》。看书名,你对哪个更有购买一读的冲动?

最后,借用何帆老师在给这本书写的序启发我做的总结来结束本文:

大数据尤其在三个方面能够大显身手:
一是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比如在网络上发动大家寻找“人肉搜索”贪官,在台风、地震之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救灾;
二是调节社会网络(tuning the social network)。当一个组织的内部变得“同质性”太强的时候,就要及时地补充新的成员,增加多样性;当一个群体内部的信息交流变得过于频繁、密集之后(比如,人们对传播谣言的兴趣超过了深入交流),适当地控制信息交流的速度,或有助于让人们更关注真实的重大问题;
三是影响社会契约(leveraging social engagement)。人们生来就是群居动物,当我们彼此合作的时候,比如一起跳舞,一起划船,人的身体内就会释放出更多的内啡肽,让我们更加愉悦和兴奋。

我的总结:

1、城市的管理与城市规划类似,越来越被证明依靠几个专家做出来的判断和方案有可能是欠缺考虑的,需要社会化的参与,提供多样性的视角;

2、数据是引发公众参与的极佳生产资料,当一个社会习惯使用数据做分析、做阐述、做辩论,这个社会依靠数据想法流会产生高水平的创新;

3、大数据带动的机器智能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全社会,极海的态度是积极拥抱,并创造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人的观念、机器的观念基于数据进行碰撞,让人本主义和技术发展协作同行。

本文老照片参考朱启鹏《京师回忆录》。